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开拓者的执著与遗憾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尹书博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题，迈出了探索执政规律的第一步。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留下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发生的错误和挫折是相当严重的，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毛泽东晚年尽管有重大失误，但仍不失为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建设的伟大开拓者。

　　一、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建设的贡献

　　１．以加强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自身建设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和崇高使命，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本领恐慌”的重大问题，唤醒了全党对领导中国革命能力的忧患意识，并以提高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本领为重点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实现了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创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作风建设方面，总结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在组织建设方面，锻造了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坚无不摧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赢得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中国国民党而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就是因为在２８年的浴血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即纲领的科学性和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人民群众在事实面前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１］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锻造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

　　２．毛泽东始终强调全党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执政本领

　　新中国的诞生，使党的历史任务由过去进行民主革命转到了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奋斗，许多党员对此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甚至把民主革命的胜利当作革命的最后胜利，萌生了一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老子打天下坐天下”的狭隘小农意识，存在着革命到头，不求进取的“退坡”思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懂得，从农村和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缺的不是人，而是人才，是知识和理论。因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而要领导、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２］并强调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学习这些本领，“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３］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努力改善党的知识结构，要建立“科学中央委员会”，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短短几年中，以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努力学习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本领，使党有足够的能力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扫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恢复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新中国的创制和重建，开创和培育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优良党风和纯朴民风，而且和世界上当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打了一场正义的保家卫国战，使近代受尽资本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生动体现！

　　３．执政党要坚决防止和反对腐败

　　对于政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会不会腐化变质，重蹈历代封建王朝、农民起义领袖的覆辙，这是毛泽东在抗战后期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多次向党的干部提出要汲取当年李自成因为胜利而骄傲腐化，最终导致“人亡政息”的教训。１９４８年，毛泽东到西柏坡后，更是多次提到李自成，倡议大家看《闯王进京》这出戏。１９４９年，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这个严肃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拒腐防变的方针付诸实施。毛泽东认为，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对于党内腐败现象一经发现坚决纠正，对于少数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清除。他把整党整风作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且把整风方式推及到国家机关，把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从而使整党整风成为防治腐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是毛泽东关于整风的理论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针对执政党地位的特殊性，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四个方面的监督，即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管好大大小小的干部。１９５０年上半年，鉴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５］以便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公开监督。１９５７年春天，毛泽东在济南、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批评了一些同志因为革命胜利，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的现象，要求全党同志永远“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６］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执政党，而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内有权力的诱惑，外有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考验。一党长期执政，有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未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执政党力量的强大，很容易造成权力的失衡。同时，由于执政党权力地位的相对稳定和巩固，执政党的自律也变得压力和动力不足，以至于党内监督机制在某些重要环节上也是低效和无效的。这样一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由此决定了反腐败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可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都在为保持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而进行斗争，虽然中间有大的曲折。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中央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且明确地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提出来，是十分正确、非常深刻的。

　　４．保持和提高党员质量是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全力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成功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旧中国，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每当我国革命和建设任务发生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关头，我们党都把加强党员的先进性教育，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来抓。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开始，用３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场整党运动，首先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清楚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然后，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３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并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对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员标准、提高党员质量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刘少奇认为，提高党员质量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必须从党的地位、工作环境的变化和党所承担的艰巨任务出发，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提高党员质量的关键是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能随便降低党员标准，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接收入党；党员入党以后应继续加强教育和锻炼。刘少奇提出，要把整顿党的组织作为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员质量的重要环节认真作好，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员要进行必要的组织处理。他向全党发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号召，这是对执政条件下党员队伍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这一次整党，到１９５４年春天基本结束，“在总数为６５０余万的党员中共有４１万人数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７］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显著改善，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更好发挥，党的战斗力大大地增强。

　　５．反对各种反党分裂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自觉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１９５４年挫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１９７１年挫败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又同“四人帮”集团进特了坚决斗争。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

　　正因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提高，我们党在执掌新中国政权的早期阶段，创造性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并经过艰苦努力，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党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人民民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我们党确立了指导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安全，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切，都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毛泽东探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的挫折及其原因分析

　　（一）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与挫折

　　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毛泽东在探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失误和挫折，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在政治上，过分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和夸大阶级斗争的严峻性，甚至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左”倾错误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些错误理论和口号下，把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缺点的批评、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党的某些政策的不同看法，统统看作是阶级斗争，甚至是敌我矛盾，导致了一系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８］

　　２．在执政理念上，将经过长期奋斗后才可以实现的所有制结构、分配体制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人为拉平并使之理想化、简单化

　　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大二公三纯”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９］

　　３．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大批判运动，违背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客观规律

作为执政党，如何领导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没有真正破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贯彻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实行“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的方针和方法，错误地批判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文艺作品，整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搞乱了党委宣传部门和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部门，尤其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了巨大的“内伤”。

　　（二）失误与挫折的原因分析

　　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

　　如何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我们党探索执政规律、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回顾新中国建立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许多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的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１０］这些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归根到底都有一个思想认识和理论的根源，这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主要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没有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１１］在实践中发生失误的时候，仍然认为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是造成严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给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彻底实事求是的精神，带领全党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地回答了长期困惑人们头脑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其具体的理论创新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这两大理论创新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动力机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性动力机制方面，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攸关执政党命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们像巨大的引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得以以空前的创造活力，强力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正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党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有了越来越准确的把握，也正是得益于此，我们党才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大大改进和提高了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２．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图解中国的现实，损害了党的执政资源和执政基础

　　在中国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浩荡的革命大军，成就了中国革命大业。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就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１２］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的经验。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主观上是努力沿着实事求是这样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的，但这里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僵化、教条化的极左思潮，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图解中国的现实，用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用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混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１３］“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不仅有物质上的，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精神上所受的损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信念出现严重危机，这种危机直接危及到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危及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１４］使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威力大大降低，导致党的执政能力下降，损害了党的执政资源和执政基础。教训极其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领导人民取得如此大的建设成就，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党汲取了这样的执政教训，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强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不断实现创造性结合，并在结合中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３．对“以党治国”带来的危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政党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当中国的革命者把政党政治作为先进经验吸收进来的时候，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那么正确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早在１９４１年，邓小平就尖锐指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是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１５］遗憾的是，邓小平批评过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起来了。

　　应该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处在连接人民群众与公共权力的中间环节上，那么，其基本功能和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者，要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努力把它们综合起来，变成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张，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二是执政党要通过制度安排，不断扩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我们党对于执政党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对“对党治国”的危害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际情况往往是，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向政权机关发指示，直接任命政权机关的各级干部，甚至直接代替政府机关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１６］不但使党组织离开了沟通群众的位置，变的机关化、行政化、官僚化，而且使民主政治中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变得紊乱，导致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的泛滥。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对政党政治的认识有局限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是没有优秀的东西。问题在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毕竟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以君权至上为核心的王权主义，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思想，表达的就是这套理念，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与这种臣民文化相联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理关系作为调整个人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结合，君权与父权结合，形成了国与家同构的政治体系。在这种政治体系和政治环境下形成的政治文化，只能将如何为君，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治国之道作为其政治思维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将号令天下、万众归一作为其政治选择的价值目标。“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１７］作为意识形态的封建主义，尽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是残余，但它确实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影响十分广泛，成为现代社会的封建顽症。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自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既是它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之所在，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它的一定局限，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际，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接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显然对中国的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他读过７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问题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那经济的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专制色彩，观念意识中的现代迷信的狂热，都是对他接受的‘五四’精神和创立的延安精神的反动，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回归。尽管标签和瓶子都是新的，但装的无疑是几千年的陈酒。”［１８］又如，毛泽东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别；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结合”的含义确实很复杂，“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中思考现实课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当他怀着伟大的民族感情一意要在尽可能短时间内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实行‘决裂’，并一意尊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社会目标。”［１９］

　　５．注重人的能力而忽视党的制度建设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逐渐积累了一套丰富经验，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集体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为党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为党的战斗力的不断增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也为党取得政权提供了根本保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和我们党一方面继续坚持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摸索和探讨。但总的来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制度建设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究其原因，一是在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忙于政权建设，自身的制度建设相比之下没有那么迫切。二是由于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忽视了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以致在新中国成立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宣传教育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宪法和法律的学习宣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时，习惯于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依据，以政策来代替国家的法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过多地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不但分散了党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精力，容易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而且容易使国家机关缺乏自主性，容易淡化社会的法律意识，在客观上制约了民主和法制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强调的是人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及其执政能力的问题，需要实现从人的能力到制度的能力的转变。或者说，要通过切实科学有效的执政制度建设，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来提高制度的执政能力；并通过这种制度，来塑造和提高人的执政能力，以最终实现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及其执政能力提高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深刻总结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缺乏制度建设所造成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把制度问题放到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高度，要求全党予以高度的重视，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２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都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三化”的核心是要在政治生活中形成规则意识，在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中，要大力提倡执政党创设制度、利用制度、遵循制度的意识和能力，从制度的合理性、制度的稳定性、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将制度能力的提高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党章和宪法法律的规定治党治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２０．

　　［２］［３］［４］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２８．１４２８．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

　　［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８００－８０１．

　　［８］［９］胡乔木文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６３．２６５．

　　［７］［１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４３．５１４．

　　［１１］全国干部学习读本．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３．

　　［１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４７－１０４８．

　　［１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８１５

　　［１４］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６９．

　　［１５］邓小平文选（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