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一次国共合作
□刘国营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苏联战胜了十四国反动武装力量干涉，国内经济得到恢复，取得了稳定。资本主义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中得以复苏，生产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各国国内矛盾有所缓和。苏联的稳定，有利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它可以在政治、军事、物资诸方面，向中国革命伸出援助之手。资本主义各国的稳定，它们会用更多的方法，间接或直接地、内部或外部地对威胁它们在华利益的中国革命进行破坏、镇压或干涉。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并存，受各个不同帝国主义扶植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展开了连续不断地争权夺地的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刚刚取得发展的民族工业又陷入了停滞状态，农村经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而破坏严重，民不聊生。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只有联合全国各民主阶级和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成广泛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完成由中共二大所确定的革命最低纲领。所以，从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我们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就采取了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八月中共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分别会见了孙中山，向其说明了我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刚从陈炯明叛变中逃脱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处于徬徨、郁闷、徘徊之中，深感以往依靠旧军阀难以实现其革命纲领，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又成分复杂、组织松懈、内部各派系又纷争不休，对于中共的主张和共产国际的建议，表示欣然接受，愿意在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建立起两党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帮助推动下，具有联合意愿的国共两党加快了组建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会议上，分别做出了下列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这些决定，使我党能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斗争，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和中共成立时间短，斗争经验的欠缺，对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问题，建立人民革命军队问题，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未在以后的国共合作实践中投入足够的精力，实施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而为日后的国共合作破裂时，面对国民党右派集团残酷镇压时，仓促应对、惨遭失败埋下了伏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反帝反封革命统一战建立的标志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出席大会，鲍罗廷应邀参加大会，李大钊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的四个审查委员中都有共产党员参加。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新三民主义既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工农群众的当前利益，和我党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所以，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了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广州黄埔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回国后，１１月份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到军校任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苏联政府派了几十名军事干部到军校任教官。我党从各地选派大量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成为军校重要的骨干力量。军校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均仿效苏联红军，使国民革命军的面目为之一新，成为当时具有明显政治目标、极具朝气的新型军队，为后来的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北伐战争、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与人才基础。
统一战线建立后，我党公开在广州国民政府辖区领导工农运动。随着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已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前夜。为维护在华利益和保住既得利益，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他们积极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寻求代理人，力求从革命战线内部撕开缺口，使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激烈。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集团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加紧了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扭转革命方向的活动。
当时，国民党内存在着以冯自由、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为代表的老右派集团又称“西山会议派”。，和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为代表的新右派集团他们在国共合作初期以左派面目出现。
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老右派集团就反对国共合作，由于我党的有力驳斥与斗争，加上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坚持，他们的排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阴谋才未能得逞。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多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些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委负责人，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杨匏安任秘书；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彭湃任秘书；毛泽东任宣传部代部长。孙中山１９２５年３月逝世后，他们便加紧了对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进攻。１９２５年８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解除顾问鲍罗廷》等决议，并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主义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
以蒋、汪为首的新右派集团表面上高喊革命，暗中则网罗党羽，扩充实力，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蒋介石以军校中反动军人和党中的反动政客为中心，组织了反动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为反革命政变做组织准备。他还指使反共政客戴季陶抛出了《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形成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为其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作舆论上的准备。
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与共产党员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吴玉章等人推动下，１２月份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指出“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中央全会是非法的，并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大来处理“西山会议派”。
在国民党二大筹备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反对周恩来、陈延年提出的，“通过二大打击右派，开除右派党籍，惩处‘西山会议派’；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占多数，中派占少数”的政治主张。坚持认为国民党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害怕反对右派会吓跑资产阶级，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实行让步政策，应让国民党右派进入中央委员会，不能增加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执委里的人数，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负责。他与被从广州驱赶到上海的国民党右派人物戴季陶、孙科等人进行妥协谈判，并送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员占很大优势。会议通过了继续坚持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及反封建革命目标；“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四中全会”是非法的，开除邹鲁、谢持党籍，其它人则给予除名、警告处分；责令戴季陶反省等决议。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由于陈独秀的坚持，共产党作了很大让步，３６名委员仅占７人，３４名侯补委员仅占７人，１２名中央监察委员仅占１人，本应开除出党的戴季陶等人在受到处分之后又成为中央委员与中央监察委员。特别是蒋介石此次也成为中执委委员，随后又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为其夺取国民党中央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二大之后，政治地位上升的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的代表人物，加快了夺取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步伐。为排挤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力量，于１９２６年三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通过此事件，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二百多位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被排挤出去。陈独秀又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二百多人派到其他军中，建立叶挺独立团式革命军队的正确建议。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蒋介石轻易控制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力量、力量最强的国民革命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蒋介石在军队中得手后，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他在“消释疑虑、杜绝纠纷”借口下，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在国民党中央各部任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须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可实施。陈独秀屈服蒋介石右派集团压力，在党内压制毛泽东等人坚决反击的正确主张。在大会党团讨论的七天时间内，迟迟不给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团以明确指示，代表中央指导出席会议共产党员的张国焘、彭述之，执行陈独秀的指示，要求与会中共党员签字同意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蒋介石通过此次会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中央各部部长的共产党人全部辞职，右派分子接任了中央各部部长。会后不久，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从此，蒋介石垄断了统一战线的党政军财大权，从而为他一九二七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北伐战争开始后，由于国民革命军采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各军中的共产党员、团员及革命青年积极发挥先锋骨干作用，作战目标明确，加上采纳苏联顾问的正确作战方针，短短十个月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占据了中国南方各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了同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勾结，收编旧军阀部队，扩充军力，不断制造事端，向国民党左派与中共步步进逼。
蒋介石的一系列逆流举动，遭到了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反对。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在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的决议；抨击了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免去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委主席、组织部长职务，重新规定了总司令的职权等一系列决议。由于陈独秀的坚持，选举了远在国外养病，以左派领袖自居，实为新右派集团重要头目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保留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介石在会后，利用职务，调嫡系部队于上海、南京一带，接受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指使与经济援助，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中共党内不少人已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有所警惕，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占据中央总书记权位的陈独秀仍顽固坚持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准利用上海武装起义时缴获的大量枪枝弹药扩大工人武装，不准工人纠察队镇压反革命分子，对工人反映的反动势力多次袭击工人事件置之不理。他又与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同蒋介石密谋“清共”的汪精卫商谈，并于四月五日发表了为蒋介石辩护，蒙蔽我党与工农群众的《汪陈联合宣言》，使中共丧失了应对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思想准备。
蒋介石在密谋准备就绪后，于四月十一日下达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天深夜，帝国主义驻扎上海租界的军队冲入上海各区，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一千余人，押送给蒋介石。十二日凌晨一时，冒充工人、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分子从租界四面出动，对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区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纠察队仓促应战。蒋介石趁机派军队以“调停”为名，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队员３００多人死伤。他又乘机派人以“上海工界联合会”名义占据上海总工会，下令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大肆逮捕、枪杀工人领袖与革命群众。从１２日到１５日，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３００多人，５００多人被捕，流亡失踪５０００多人。
在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广东驻军奉蒋介石的密令，于４月１５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和苏联顾问住宅，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先后抓捕共产党员和工人２１００多人，枪杀１００多人，驱逐铁路工人２０００多人，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继“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指使其部下在南京、宁波、无锡、苏州、杭州、福州、厦门某地展开了大屠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牺牲流血。盘据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响应蒋介石的反共举动，下令包围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外交人员和在此避难的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并于４月２８日绞杀了坚贞不屈的李大钊及共产党员二十余人。
返回武汉的汪精卫一面高喊革命口号，一面暗中加快了反革命政变准备。汪精卫表面上顺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但暗中却与４月１８日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秘密来往，使东征讨蒋军事行动失败。进入五月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明朗，首先是军队上层的反动军官叛乱不断。５月１７日，独立１４师师长夏斗寅叛乱，被从河南前线返回的叶挺部击败；５月２１日，驻长沙的何健３５军３３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马日事变”，封闭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事实证明，“马日事变”是蒋、汪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流的信号。
此时的陈独秀仍顽固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对准备包围进攻长沙，消灭许克祥的湖南农民自卫军横加阻挠，结果，大部分农民自卫军被迫后撤，未接到命令的少量农民自卫军攻城失败。许克祥乘机反扑，短短二十多天内，长沙附近二十多个县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同时，江西军阀朱培德也在“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幌子下，搜查革命团体，大量捕杀、活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在军队叛变的同时，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软弱妥协，借用被其控制的党政领导机关发出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保护地主与资本家利益，保护反动军官田产，解散农会的政令。他又于６月１０日赶赴郑州，同已被反革命逆流动摇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密谋反共，商定武汉北伐军撤回湖北，镇压工农运动。汪精卫由郑回汉后，授意三十五军长何健于６月９日发出反共训令，宣布和共产党决裂，解散武汉总工会，控制汉口、汉阳，捕杀共产党员。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面对汪精卫的步步紧逼，仍幻想同汪精卫和好，擅自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于五月发给中共的关于“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紧急指示信交汪阅览，为汪精卫“分共”制造了借口。７月１４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分共”。１５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悍然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口号，在武汉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在蒋、汪反革命集团的镇压之下，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中共党员由１９２７年初的五万多人锐减到一万余人，全国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三十八万多人。
中国共产党在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逐渐成熟起来，很快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起义，组建了人民的军队 ——中国工农红军，并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地区，创建了数十个大小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从而顺利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伟大转折，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综观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推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消灭北洋军阀、加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即：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对资产阶级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只有依靠农民作为同盟军、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式主要是武装斗争，只有建立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有可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党只有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取得革命胜利提供根本保证。
（作者单位：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任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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