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苏共党内纷争看保持党内和谐的极端重要性

□     李国伟

内容提要：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党内形成了三大派系并进行了激烈纷争，致使苏共党内思想混乱、组织瘫痪，并最终把苏共逼到了瓦解的绝路上。本文全面剖析了这场党内纷争的缘由、焦点和影响，进而阐明了保持党内和谐的重要意义及应采取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苏共党内纷争；党内和谐；必要措施

作者简介：李国伟（１９７３－），男，河南洛阳人，中共焦作市委党校教师。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纷争的缘由、焦点和影响

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９９１年８月），为了尽快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和应对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对苏联社会及苏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苏共党内形成了三大派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纲领派（也称主流派），主张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坚持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重大的修正与改革；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也称激进派），主张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实行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也称传统派），认为以前的改革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涵义，改革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轨道上。这三个派系围绕着苏联改革和苏共革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纷争，对苏共乃至苏联社会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纷争的缘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原因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结果，结果总是有一定原因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促使苏共党内纷争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但主要因素有两个：

第一，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共党内纷争的思想因素

马列主义是苏共的指导思想，是苏共长期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领导人攻击马列主义造成了思想垄断和教条主义，因而要求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样，国内外的各种思潮，像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等可以公开地在苏联社会及苏共中得以传播。各种思潮的传播，致使传统的马列主义与这些新思潮产生碰撞、交锋。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苏共内部，特别是党的上层对苏联改革及苏共革新的态度和立场出现了差异、产生了矛盾。随后，苏共党内整天忙于争吵“理论”，无暇顾及实践，苏共逐渐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场争论，起始于苏共党内最高领导层中领导者之间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随后党员队伍发生分化，依据不同的思想观点，在每个领导者周围都聚集起众多党员，最终形成具有不同纲领的党内派别。于是，这场党内纷争也由个人之间的纷争转向派别之间的纷争，纷争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第二，民主化是苏共党内纷争的组织因素

民主集中制是苏共的组织原则，是苏共长期保持强大统一的组织保障。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攻击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强调“党的革新要求对党进行深入、包罗万象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党员群众的权力上面”。为此，戈尔巴乔夫等人就民主集中制提出三条修改意见：第一，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方面，以保护少数为由，允许党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不同于各级党组织决议的意见。第二，在下级服从上级原则方面，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第三，在对待党内派别活动方面，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这种修改，名义上还保存着民主集中制，实质上集中不足、民主有余。由于苏共片面强调党内民主，不讲组织纪律，致使苏共党内不仅不同观点有权公开表达出来，而且相同观点的党员之间有权搞横向联合。这样，党内的不同意见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最终在党内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有自己政治纲领和领袖人物的派别。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纷争的焦点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纷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其中，纷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经济体制和党建原则。

第一，经济体制之争：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可调控的市场经济

围绕经济改革，苏联有关方面先后提出三个方案。一是以雷日科夫为首的部长会议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形势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设想》，主张用３～５年时间，逐步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实行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统一税收制度，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健康、稳妥地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该方案体现了“传统派”的观点：渐进、稳妥、保守。二是经济学家沙塔林提出的“５００天计划”，主张用“休克疗法”在５００天内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卢布的自由兑换，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该方案倍受叶利钦等民主纲领派成员的支持，因为它体现了激进、自由的思想。三是由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即“总统方案”。该方案把政府纲领和沙塔林计划机械地合而为一，体现了戈尔巴乔夫折中和妥协的特点。

三个方案的原则区别，不仅意味着两种经济体制的选择，而且代表着两种经济制度的较量；既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制度，又关系到国家的组织结构。（１）在所有制改革上，政府方案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５００天计划”和总统方案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２）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政府方案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５００天计划”和总统方案主张采取“休克性”立即进入的方式、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３）在经济主权上，政府纲领和总统方案坚持要把承认共和国经济主权与形成全苏统一市场和加深一体化结合起来，联盟应有独立的税收来源；“５００天计划”主张联盟的职能取决于共和国的授权，经济来源取决于共和国的再缴纳。

第二，党建原则之争：涉及到苏共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奋斗目标等方面

戈尔巴乔夫深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模式改造苏联共产党，使苏共社会民主党化。具体表现在：放弃苏共的政治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苏共应发挥议会党作用；淡化苏共的阶级意识，强化苏共的全民党形象；攻击马列主义造成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和精神垄断，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攻击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党内“兵营式的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而革新民主集中制，重点放在发展民主上，就能够顺利地拆除党的等级命令制度；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认为把它作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错误的，改革就是要校正这个目标，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民主纲领派更为激进，主张按照资产阶级的政党模式改造苏联共产党，希望苏共资产阶级化。主要表现在：反对集权和独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苏共应是个议会党，苏共的政治领导权只应在选举中获得；认为苏共的根本危机是几十年来所遵循的那种扭曲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危机，因而应放弃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攻击民主集中制是造成党本身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非民主性质的最主要环节，因而要用基本的民主原则，取代民主集中制；关于共产主义，民主纲领派的领导人或者认为共产主义不够现实，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过时，而把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

利加乔夫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建党原则来建设苏联共产党。他坚持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行一党制，反对多党制；认为苏共在苏联社会中应起先锋党作用，才能保证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前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认为民主集中制是苏共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苏共团结统一的基础和保障，不应放弃，而应加强；考虑到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的一些不足，应该革新民主集中制，但民主应同法制和纪律结合起来；坚持以实现列宁所指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其奋斗目标。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纷争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内纷争使苏共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混乱，而混乱的意识形态又破坏了苏共的团结统一，并进而影响到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纷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混乱。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然而，苏共党内纷争却动摇了苏共团结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坚决捍卫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苏共中央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却否定马列主义，放弃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坚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苏共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混乱和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不仅导致各种反马列主义思潮在苏共党内外的自由传播，而且导致苏共党内思想混乱，观点尖锐对立。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具体表现在：对苏共７０多年历史的反思变成了否定一切；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变成了对马列主义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检讨变成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反思以往对待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采取的一概排斥的错误态度变成了对现代西方思潮的盲目崇拜，等等。

第二，组织瘫痪。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使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障。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内纷争却动摇、弱化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得民主集中制在执行中，民主成为绝对，集中成为相对，民主越来越成为自由化的代名词，集中逐渐名存实亡。民主集中制的弱化直接造成了苏共的组织瘫痪。苏共的组织瘫痪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退党人数剧增，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１年苏共拥有的党员人数从１８１１万急剧下降到１５００万左右。二是基层组织的瘫痪，表现在基层党员看不到中央发出的文件，基层组织长久没开过会议，对党员的要求和建议漠不关心，对不交纳党费、不履行义务的党员不闻不问，甚至于有近一半的党小组已经停止了活动。三是苏共的分裂，表现在原苏共党员纷纷脱离苏共，成立众多新党，像立陶宛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俄罗斯共和党、“民主改革运动”、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等等。

二、党内和谐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措施

（一）党内和谐的重要意义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内纷争破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一，使苏联共产党由分化到分裂，最终自行瓦解。虽然苏联共产党这颗巨星陨落了，但它却从反面证明了保持党内和谐的极端重要性。

党内和谐是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就是要使普通党员、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之间，思想认识上能换位包容，工作实践中能和衷共济，目标任务上能整合一致。这种和谐，从整体上来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党内和谐对党的自身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和谐，不仅是衡量党的自身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党的历史和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内和谐，因为保持党内和谐既是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条件，又是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党内和谐，表明这个政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因而能够抵御外部各种思潮的侵袭，克服内部各种错误倾向，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和谐，不仅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社会和谐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实现和保持党自身的和谐，才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党内和谐涉及到党员之间、党员和领导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和谐相处，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大和谐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党内和谐对社会和谐起着重要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党内和谐，既可以通过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途径来促进社会和谐，也可以通过党内和谐所创造出来的高质量的基层组织体系和各种社会资本来促进社会和谐。党内和谐之风能带动政通之风，促进人和之风。我们党是一个拥有７０００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全体党员的和谐关系，对实现全社会和谐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社会和谐要从党内和谐做起，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二）保持党内和谐的必要措施：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内纷争可以看出，党内和谐，关键是领导集体和谐。只有领导集体和谐，才可以消除阻力、形成合力、增强活力、提高战斗力，并营造出一种以和共事、以和谋事、以和兴事、以和成事的政治生态环境，从而带动和促进全党和谐。为此，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取缔党内派别组织。派别活动是指党内极少数人反对党的纲领、路线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分裂党的活动。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派别组织，一般都有它的代表人物和政治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马克思认为，“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后，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１］列宁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２］因为党内任何形式出现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都会在思想上起腐蚀党的作用，在政治上起瓦解党的作用，在组织上起分裂党的作用。从众多无产阶级政党的兴衰史中不难看出，派别组织的兴起和派别活动的猖獗，与民主集中制的弱化甚至取消密切相关。因而，从源头上制止派别组织和活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鉴于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存在重视集中忽视民主的偏颇做法，所以现阶段应强调发扬民主，通过创造宽松的民主环境，扩大民主的范围，把更多的民主对象吸收进来，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充分调动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强调发扬民主，决不能忽略了集体领导和组织纪律。只有坚持集体领导和组织纪律，才能够使班子成员的思想观念在多元化中求统一，使领导行为在差异化中求同步，使集体形象在个体化中求整体，使领导运作机制在动态中求和谐，最终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班子成员和集体的聪明智慧，充分显示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遵循“和而不同”，培育和谐党内文化。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江泽民在２００２年访问美国期间曾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既然是“规律”、是“准则”、是“真谛”，我想把“和而不同”作为构建和谐党内文化的精髓，是极其必要的。和谐不等于没有矛盾，和谐不等于没有不同意见。要让人讲话，要允许和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毛泽东同志说过，让人讲话，天蹋不下来。在党内应该听到不同声音，兼听则明嘛！当然在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四个服从”，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不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能各行其是。只有以党内和谐文化为旗帜、为主导、为支撑，党内和谐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才会稳固恒久；只有用党内和谐文化教育党员、陶冶党员、武装党员，和谐才会成为党内的自觉取向。在培育党内和谐文化的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起着骨干作用。因而，党员领导干部要提升精神境界，要有和谐的先进理念，坚定共同的理想信念，抱守共同的事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坦荡的心境、豁达的胸怀，宽人容事，求同存异，以沟通祛除误会、以诚信祛除猜疑、以宽容祛除计较，共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既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又维护集体的统一领导，共同营造遵章守制、顺畅有序的和谐的政治氛围。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３９４．

［２］列宁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７８．

责任编辑  孙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