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权力道德提高行政权力亲和力

□郑冬生

内容提要：良好干部作风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权力道德，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力图弄清权力道德的内涵、权力运行亲和力的意义及其修养途径，这对于从更深层次上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提高权力运行的亲和力，融洽干部群众的感情，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道德；权力道德；亲和力

作者简介：郑冬生（1962—），男，河南焦作人，中共焦作市委党校马列主义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行政权力对人民群众应该具有亲和力，否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撕裂社会。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矛盾凸现期、敏感期。行政权力亲和力的高低，关乎事业的成败、政府的形象、执政的合法性、社会的和谐度。控制权力，提高权力运行的质量和亲和力，需多种方法并用，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强化行政纪律处分，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止权力滥用和推动权力善用的作用，但修养权力道德及其展开权力道德评价，对提高权力运行亲和力的作用，是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因为权力道德是行政权力亲和力的源泉。目前，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摆官架子、颐指气使、唯我独尊，作风粗暴、强迫命令，玩弄权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搞片面“政绩”，贪污腐化、滥权渎职，炫耀特权、鄙视群众等等，都和权力道德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此以往，势必形成公职人员与民众的对立、政权与民众的对立，影响事业发展和社会和谐。

一

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是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维系的，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生命系统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和心理意识、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以利他主义为核心，强调在为他人提供幸福条件的背景中，实现自我的幸福与价值。所以，道德对于社会有特殊的融洽、亲和作用。

权力道德，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融洽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群众）之间关系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的总和。也可以说，是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人民群众关于行政权力运行的要求与期望的内化与实践。

权力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为公众服务。这是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是人民群众关于公共行政权力运行的根本要求与期望，也是公职人员立命存身之本。为公众服务，应该将忠诚于公共利益与忠诚于公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将公共要求与公民个体愿望统一起来，努力做到利民、便民、亲民、以善养民。

权力道德规范主要包括，爱国守法，勤政为民，廉洁自律，敬业奉献，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百姓情怀、善意用权。体现在工作作风上，就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实”，除了指要把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事情做“扎实”“求实效”外，还要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之感，让人民感受到暖暖的“善意”，而不能让人民群众有“被恩赐”“被强制”之类的感觉。

二

权力道德可以使行政权力明确自身的价值目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是我们党对我们所执掌的政权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政权权力道德的核心与价值所在。恪守这样的权力道德，就可以取信于人民群众，提高和优化政府的社会形象，强化政府的合法性。

权力道德可以维系行政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感情。高尚的权力道德可以促使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的认同、支持和服从，因而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能起到巨大的维系作用。

权力道德可以协调行政权力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权力道德作为权力运行的内在规范，一旦被包括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在内的全社会广泛认同，就能使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与群众之间对相互行为产生合理预期，然后通过评价与自我评价，调整双方的行为，从而协调行政权力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权力道德可以对公职人员起到“抑恶扬善”的教育作用。当公职人员发生感情与理智、私利与公共利益激烈冲突时，良好的权力道德意识与舆论压力，可以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促使他们逐渐地将外在的权力道德规范内化，实现自律。

权力道德可以对社会良好风尚起引领作用。公职人员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的显著地位，他们的一言一行、品德风格，对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风尚起着巨大的引领作用。所谓“官德隆则民德昌，官德毁而民德降”，盖由于此。

三

要培育高尚的权力道德，公职人员首先要摆正自身的“公仆”位置，而要摆正“公仆”位置，就需要破除“国家迷信”和“权力迷信”，树立“社会本位”意识。“国家”，应该区分为“社会层面的国家”和“政治层面的国家”。和爱国主义想联系的“国家”，指的是“国家”社会层面的概念，是指基于共同的物质、文化条件而相互依存着的人们形成的生存共同体。与“权力”相联系的“国家”，指的是“国家”政治层面的概念，是指来源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系统。“国家迷信”和“权力迷信”是指将“政治国家”与“权力”神圣化，其实质是追求权力的统治力、压迫力与特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的。1875年在与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批判了德国人传统的“国家迷信”，认为国家和氏族组织的最大区别，就是特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是社会的异化。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国家日益变成社会躯体的寄生赘瘤和吸吮社会膏脂的蟒蛇。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恩格斯晚年也指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列宁在评论恩格斯反对“国家迷信”问题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是本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应是“半国家”或“消亡之中的国家”，就是要“组织得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最后消亡的国家。”国家要把它吞噬了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天然对立物，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强调的是以“社会”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政权中的全体人民服务。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从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公仆。只有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才能够自觉地抛弃“官本位”意识，意识到自己并不“高贵”，相反还很有可能成为“祸害”，所以决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决不能去追求“统治”和“压迫”，决不能去追求特权；才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人民养着的为人民办事的“公仆”。

权力道德的培育，需要公职人员在内心深处将权力道德“神圣化”，需要有对权力道德的“敬畏”。权力道德对其主体与道德对其主体的作用机理是相同的。道德基本上是一种自律规范，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它规范得更彻底，但如果没有道德主体发自内心对道德的认同与追求，没有对于道德最起码的神圣感和敬畏，这种规范的作用是很难发挥出来的。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的，为什么讲善恶？善者，吉祥也，恶者，灾祸也。意思是，无论谁，如能以道德原则和规范为信念并遵行之，就会天降吉祥，否则，必降灾祸。这是借“天”的力量来促成人们对道德的“敬畏”和“神圣感”。对道德主体来讲，这个“天”就是“社会”。其实，善恶的背后是利益。一方面，社会对每个人之所以有道德要求，是出于“社会”本身的整体利益，它需要每个人时时处处“利于社会”，“为社会着想”；对于每个“自己”来讲，“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他人”组成的，“社会”的要求，包含在一个个“他人”的要求之中。也就是说，“他人”对“自己”之所以有道德要求，是因为每个“他人”需要每个“自己”的“利他主义”为其提供尽可能舒适的生存发展条件。另一方面，每个人要想获得他人、社会为自己提供的道德条件，自己就必须遵从道德，为他人、社会提供道德条件。所以，道德对于每个人来讲，一方面是外部对自己的一种客观的、有点强制色彩的要求，你不道德就将被社会与他人排斥，所以每个人对道德要有“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是每个人出于自身利益，用自己对他人、社会的“道德”与他人、社会对自己的“道德”达成的一种“神圣”默契，所以，每个人对“道德”都要有神圣感。权力道德对于其主体也是如此。一方面，权力道德是权力对象（民众）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权力运行的一种要求，这种要求是客观的，有点“强制”色彩的，权力运行者必须顺应这种要求，否则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所以权力运行者对权力道德应该抱有“敬畏感”；另一方面，权力道德主体出于自身长远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考虑，也需要对权力道德有深度认同，所以权力运行者必须对权力道德抱有“神圣感”。培育权力道德，需要将权力道德的“软”约束“硬”起来。

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外部对人的道德约束总的来说是软约束。但是，对于权力道德主体来讲，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将权力道德约束“硬”起来，因为，在普通道德领域，一个人不道德，他人可以选择离开，而对于权力的不道德，权力对象是无法选择离开的，所以，对于权力道德的要求就必须要“硬”，只有这样才能督促权力道德主体的权力道德修养。要使权力道德约束“硬”起来，首先是要启发、支持和引导群众的“权利”意识，推动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是最根本的制约。我们应该教育群众，破除群众中的“官本位”意识，启发“权利”意识和“权利制约权力”的意识。其次是要将收集群众对干部的权力道德评价和据此对干部的反馈谈话，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专门工作。这里的关键是要对群众有回音，让群众有说话管用的信念，这样，群众才会说真话。第三，是要把群众对于干部的权力道德评价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硬条件”，促成干部“敬畏民意”的氛围。

权力道德的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党的各级干部肩负着带领亿万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只有具备了高尚的权力道德，才能使行政权力具有亲和力，才能使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敬佩感和信赖感，从而把人民群众凝聚到身边，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　任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