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十七大的创新思想
□ 杨家卿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十七大精神集中体现在十七大报告中，十七报告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是一篇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政治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满了创新思想。通过初步学习和领会，我认为这次会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至少有以下方面的创新。
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２９年之后召开的，也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发展难得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召开的。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外各种思想、意见纷至沓来，都想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施加影响。在这些思想、意见中，大量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意见，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主张。但也存在着否定改革开放、要走回头路的“左”的错误思想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右的错误思想。面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七大集中全党智慧，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科学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２９年来的历史进程、宝贵经验和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表明了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推进改革伟大事业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们团结奋斗的旗帜”。在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联系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联系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鲜明地回答了在中国举什么旗、坚持和发展什么理论、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旗帜就是党的共同信念、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集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建设、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主义、别的道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进步问题。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１６０年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指引我们取得伟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另外寻找别的什么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
二、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从解放思想入手，批判“两个凡是”，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２００７年，胡锦涛总书记在“６·２５”讲话中继续把解放思想放在“四个坚定不移”的首位，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根本思想武器和思想路线的坚持，也是国策重大转折过程中，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深化，是在社会发生深刻转型条件下，对邓小平理想的坚定继承。
对解放思想的强调，往往是重大改革的先导。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来看，每一次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始的拨乱反正；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基础和执政思路的每一次修正和丰富，都是以强调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为手段和号召，来赢得理解和支持的。
回首漫漫征途，弹指之间。自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经过去２９年。今天，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从容步入和平崛起年代：经济总量的陡增，使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现代化转型，对执政党来说，这是当务之急。触觉敏锐的思想界发现，虽然已经牢固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改革的具体内涵却不如起初那么明确了。例如：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才算理顺市场经济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在“股市热”、“外资热”、“民工潮”下，如何合理规避风险、保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如何使分配制度更为合理，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在中国社会面临重大转型的转折点上，转型是根本的，在执政党亟待转型成为共识的关头，改革必须进行，但步履必须稳健。
党的解放思想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解放思想的动力源泉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只有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人民群众价值诉求，解放思想才能生生不息。解放思想又是思想方向、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型，必须把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还需要民主的政治环境，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才能为思想理论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推动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乃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由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的特征所决定的。近代以来，广东两次站在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潮头，一次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的学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实践决定了它所碰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必然在全国首先反映出来。进而言之，在认识与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上也必然要先行一步，因此广东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中发挥了实验田的独特作用。众所周知，１９９２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广东发表了南方谈话；２０００年春天，江泽民同志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２００３年春天，胡锦涛同志在广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三个春天，三次理论创新，之所以都发轫于广东的土地上，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的。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是重要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然而如果不解放思想，就实现不了实事求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如果当时不从对毛泽东同志的盲目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如果不从“左”的路线和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党怎么能从“左”的理论和路线束缚下解放出来呢？没有解放思想，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切改革，都不会进行下去。解放思想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保证。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三、提出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所具有的意义，怎样评价也不过分。胡锦涛同志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近３０年的伟大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指出，改革开放是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十七大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报告的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科学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这个科学总结和科学真理，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昭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强调“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清醒认识和把握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关键阶段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课题、新矛盾，特别是要顺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党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情况，把坚持改革开放同继续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起来。要在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从而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致力改革攻坚。要坚持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来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改革的后果，是否有不能突破的底线？自然是有的。改革不夭折、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对抗、政权可持续，应该是改革主导者愿意接受的底线。在这些底线之上，才谈得上改革取得何种成绩。
１.改革不夭折，是指改革不至于进行不下去而发生倒退。例如，改革者本来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因为某种事变，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势力占了上风，以至命令经济全面回潮。历史经验表明，这不是没有可能。
２.国家不分裂，是指一个国家不至于因改革产生的某种条件，给某种利益集团提供分裂国家的契机。在多民族国家，或者是在一个大的民族之下存在若干亚类民族的国家（例如前南斯拉夫，斯拉夫民族又分为几个亚类民族），这些民族或亚类民族在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的鼓动下，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提出裂土而治的普遍要求，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３.社会不对抗，是指改革后果不至于绝对损害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或使分配差距形成长期扩大趋势，以至导致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可以用基尼系数来反映社会的分配公平状况，基尼系数大于０．４值得警惕。拥有绝对剥夺感或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利益集团，常常会成为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结合将致国无宁日。
４.政权可持续，是指国家的基本宪法秩序不因为改革而迅速颠覆，改革主导力量能掌控国家局势。也许改革的最后成功标志是创造出和谐的政治市场，使政治仅仅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公共品供应的制度架构，政治家的生存资源不再单单依靠政治舞台，从而使政治变更转化为技术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家常常没有政治舞台之外的生存资源，他们在国家转型完成之前对政权有高度的依赖性。政权如果在转型时期不可持续，不仅政治家不能接受，社会也可能不堪承受，改革也可能夭折。
四、提出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着力社会建设、着眼民生改善，这是“和谐社会”提出以后党中央不断强调的重要问题。“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的起步腾飞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地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我们想起了《礼记》“大同篇”中对理想社会的构建——天下为公。就业是民生之本，求学是民生之基，就医是民生之急，住房是民生之需，社保是民生之盾，收入是民生之源……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一个显著特点是：党和政府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中国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更是举世瞩目，但是，民生改善相对滞后：一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二是反映民众生活状态最重要的几个具体指标不容乐观(譬如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三是农村居民等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状态差距扩大；四是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双轨制带来新的失衡。党中央正视并高度重视了这些民生瑕疵，并开出了“社会建设”的新处方。为了更好地完成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我们尤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社会建设与政府担当的关系。眼下，提及“发展”，人们更多地想到获得什么；提及“改革”，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在成本中失去什么。“改革”与“发展”的这种价值背离恰恰在于我们对民生问题的改革上过多地依仗于市场、而错位了政府担当。民生问题不是动不动拿市场经济原理可以判断得了的，也不是动不动摆出国际惯例比对得了的。人民群众的吃穿住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基本教育问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和保障，在公共财力定量的前提下，公共投入对于民众不同层面需要的满足应当按照梯度型满足的路径进行。社会建设，就是要在政府主导下回归公共财政的“普善效能”。
二是要处理好社会建设与共享理念的关系。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对人民投资，如果这样做是正确的话，将为持续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基础。”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里的“人”当然是指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既然人民是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必然也应当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发展或者改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果实。反思这些年的实践，我们在推进改革进程时，有时偏重于民众对于制度的承受力，而可能忽略了改革的基本宗旨和基本目的。当下而言，转变政绩观，把社会建设与共享理念写进执政党的工作常态中，必将有助于全民民生的改善。三是要处理好社会建设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民生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一方面，部分民生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靠发展。社会建设也是一种发展，但不能是单维的增长，因此，科学发展显得更为迫切。
“社会建设”要为民生改善既雪中送炭，又锦上添花，而民生改善又必将激发起全体人民的建设激情与建设潜能，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的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通过发展增加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要通过发展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善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类社会矛盾。总之，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五、提出了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也就是说，我们党已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创立的，也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这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讲清楚了。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界定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等等。这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界定当代中国历史时限问题。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见仁见智。因为对它的认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对“近代中国”，其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已成定论。它的下限划在何时？过去将其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些年来，史学界认为应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么对“现代中国”如何定时？如果“近代中国”的下限定在建国之前，那么其上限无疑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这里首先有个是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当代中国”是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我是赞成区分两者的。
我以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清楚的。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限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３０年历史成就时，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十七大对“当代中国”的时限已有认定。既然有这样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述。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当然，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自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尽管没有对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明文区分，但这个区分事实上是存在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七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说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都是以区分了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前提，存在一个说明两者的关系而讲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正是这个逻辑使然。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这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
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此，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应当指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这个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准。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那么对“始于毛”的说法就要作具体分析。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了。那个说法毕竟是上个世纪的认识，根据历史的发展对一些认识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一定要坚持这个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
六、提出了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再次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问题，他要求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保证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一些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可以说，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正是基于基本国情，我们党正确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虽然有很大发展，各项事业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中央明确要求全党同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就要求全党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统一思想认识、确定方针政策、抓好工作落实。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所指出的："全党同志和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
七、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胡锦涛同志于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和部署，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此后，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了。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总思路、总要求和总部署。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继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基本问题的创造性回答。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和概括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将其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将其写进党章，表明了我们党的指导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科学的定位。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又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并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出来的。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高度概括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4句话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所作的最全面、最深刻而又最鲜明的新概括，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4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即：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落实这4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政治保证、社会环境保证、体制机制保证和组织保证。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些基本要求，才能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八、提出了切实落实党和国家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报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我国2020年奋斗目标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此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比如，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使用“人均”一词，表明我们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再比如，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表明我们党更加重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加突出全面小康社会的自然与环境内涵。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有许许多多实在的“指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新要求，具体包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这里面既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问题，也有和谐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转变消费模式等民生问题
从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等5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今后5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九、提出了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随着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任务，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任务；相应地，四大建设的目标要求也更加明确了，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个方面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方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在现阶段，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从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四个方面的建设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报告着眼于这个总体布局，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综观这些要求，关于四大建设每一方面到底应当怎么建，思路更加清晰了；关键点在哪里，突破口在何处，揭示得更清晰、更到位了。这就表明，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在实践中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更深刻、把握更自如了。只要我们坚决按照这个部署去认真实践，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成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适时地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未来，也关系到百姓民生和社会稳定。
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1、社会事业，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就业、医疗、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2、社会建设基本制度，指社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包括城乡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和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3、社会公平与公正；4、社会秩序与规范；5、社会管理水平。当前，社会管理水平集中体现在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上。
十七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有”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第一，民生“五有”的社会建设目标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我们党要在新时期进一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建立稳固的执政基础，就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感受群众的冷暖安危，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民生状况的快速和持续改善。
第二，实现民生“五有”的社会建设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内容。实现民生“五有”是和谐社会目标的具体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抓手。只有做到民生“五有”，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公平正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实现民生“五有”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经历一个从低层次到高水平的逐步完善过程。
第三，实现民生“五有”的社会建设目标，为各级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提供了可供检验的标尺。十七大报告从多方面系统阐述了民生问题，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目的就在于更好地让百姓从发展中受益。因此，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民生“五有”问题建设得如何，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备正确“三观”的标尺。
总之，在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前所未有地强调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从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等方面入手，推进民生“五有”建设。这必将进一步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分享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十、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应当看到，改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要建成创新型国家。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大势，呼唤我们在党的自身建设中也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我们党成立已经86年，执政58年，有7000多万党员，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开放给党带来了巨大活力，另一方面使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这就决定了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胡锦涛同志提出，必须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党真正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中可以看出，处处都体现了鲜明的改革创新精神。在思想建设中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在组织建设中明确提出继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造就高素质领导班子；在作风建设中明确提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在基层党的建设上明确提出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建设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明确提出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这就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拓宽了视野，指明了方向。
十一、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要紧紧依靠制度来深化
在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反腐倡廉工作再次受到重视，报告有多处涉及。根据现行《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有一项涉及反腐倡廉工作的专门议题，就是听取、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项专门工作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反腐倡廉工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一次代表大会如何评价过去一个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传递出哪些新的信息，对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部署提出怎样的指导方针，都是重大的议题。通过分析十七大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主要的新信息和新思路，有三个发现——
第一，对反腐倡廉工作作了新的概括，并将在党的各项任务中更加突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反腐倡廉建设”是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概括，而之前通用的提法是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等等。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括有以下几个信息：一是，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彻底的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问题的阐述。二是，以“建设”替代“斗争”或“工作”，意味着将使反腐倡廉工作常态化，体现了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基本判断。三是，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显示出在党的各项主要任务，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反腐倡廉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于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任务，同时涉及到其他四项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种突出既体现在纵向比较中（在反腐倡廉工作领域内作历史比较），更体现在横向比较之中（在党的各项主要任务之间进行比较）。后者更主要、更集中地体现了十七大对于未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要求。
十七大之所以提出上述主张，背后无疑就是对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形势的总体判断——虽然在报告中并未具体阐述。反腐倡廉形势的依然严峻甚至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持续严峻是其基本特征。从这个判断出发，对十七大的新精神就容易理解了。
第二，紧紧依靠制度建设深化反腐倡廉工作，并且使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多处，都显示出领导人坚决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例如，“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同时，在更多的地方，都更突出地显露出未来深化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思路，那就是要紧紧依靠制度建设，包括把领导人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也要有效地转化为制度力量。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大以来形成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体现了对于依靠制度反腐败的重视。而“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主张则更为清晰地体现出了对于依靠权力反腐败和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抉择。
毫无疑问，仅仅依靠权力反腐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靠制度反腐败才是我国最终取得反腐成功的必由之路。依靠制度反腐败之路虽然已经探索了十余年甚至更长，但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由依靠权力反腐败向依靠制度反腐败的转型途中，而且要彻底实现这种转型还有巨大的阻力需要克服，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
可喜的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执政党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了，背后则是对以往通过建立制度反腐败的局限或症结的认识的深化。依靠制度反腐败要想成为根本的模式，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实现高度的法治是前提。而要实现法治，前提条件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十六大报告的思路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十七大报告的思路则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抽象的权力制约诉求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相互制约，这是认识上的飞跃。这种改革思路上的清晰化显然会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当然，认识并不等于改革任务的提上议程，更不等于改革任务的完成，传统体制的惯性思维还会很有市场，改革的阻力势必很大。但至少，思路清晰之后，改革实质性推进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
第三，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有效性受到重视。十七大报告有几处提到反腐倡廉工作有效性问题。“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有效”、“严格执行”、“任何”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有效”是直接关注效果的要求；“严格执行”是取得效果的根本保证。再好的计划，不能严格执行，甚至大打折扣，显然都不会产生什么正效果。如果仅依靠权力反腐，在制度上就不可避免地使不少腐败分子成为漏网之鱼，即使受到查办的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执行，那么惩处的威慑效应将几乎丧失殆尽，效果也就谈不上了。
实事求是地说，以往的反腐败工作，并不太重视效果，或者说并不是结果导向的。正因如此，在反腐倡廉工作总结中，容易局限在本工作领域内作纵向的战略思维或工作计划方面的比较。结果当然是容易看到成就和进展，而对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以及工作中的问题认识不足。倘若关注工作效果，属于结果导向的，那么工作总结的结论一定不同。
十七大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的新信息和新方针是重大的，必将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权威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２００３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１７万多人，其中省部干部１６人。２００５年，１１万多名党员受到不同程度处分，约占党员总数的１.６‰，１万多名党员因污贿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２００６年，９万多人受到党纪处分，占党员总数的１.４‰。
十二、提出了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要增强“忧患意识”
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这反映了中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国内外形势有更加理性的判断和更加清醒的认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结尾部分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看到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和代价。”这些问题和代价正为中共高层所忧虑。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仍有发生大起大落的潜在危险，这与目前投资强、消费弱的经济增长结构有着重要关系，需要认真解决这一问题。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这种增长方式由于容易波动，变数多，不可控，对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不利；同时，经济的增长过多依赖重工业的发展，是一种粗放的、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模式，贻害无穷。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警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伴生的严重环境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专家认为，对忧患意识的强调，也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本国国情有深刻理解。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ＧＤＰ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在１００位以后。中国还有２３００万绝对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人均每天１美元的标准计算，全国还有１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作者系中共焦作市委党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教授）
责任编辑 任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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